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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:文化的“摆渡人”
玄奘去天竺取经归来,僧侣与信徒在长安迎接。
玄奘去天竺取经归来,僧侣与信徒在长安迎接。
传说中的巴别塔
传说中的巴别塔
陈独秀与《新青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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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复与《天演论》
严复与《天演论》
林纾与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
林纾与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
石晓灵
翻译:文化的“摆渡人”
石晓灵

  《亲爱的翻译官》风头正劲。这部号称“国内首部讲述翻译界生态”的电视剧,讲述了法语系硕士乔菲在翻译天才程家阳的指导下,成长为高级翻译,俩人也从欢喜冤家变成亲密爱人的故事。不过,真正的“翻译官”是怎样的?在此我们就为大家揭秘史上真实的译界风云。

  【 僧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 】“翻译官”究竟是什么官?其实,政府官员里并没有“翻译官”这种职位和称谓,目前业内对口译员专业的称呼是“翻译”或者“译员”。

  我国古代在政府里承担翻译工作的官员被称为“象胥”“舌人”等。然而,真正拉开世界翻译史帷幕的,不是“象胥”“舌人”,而是僧侣与传教士。

  《圣经》说,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。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希望能兴建通往天堂的巴别塔。没想到此举惊动了上帝。他看到人们这样齐心协力,统一强大,心想: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巴别塔,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?于是他改变并区别开人类的语言,使他们因语言不通而各奔东西,巴别塔就半途而废了。

  《圣经》用那座未建成的通天高塔象征语言不通带来的混乱隔阂,或许是命中注定,《圣经》却成为世界上翻译语种最多的书籍,已被译成2000多种语言(包括方言),讲这些语言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97%。

  无论中外,翻译史的帷幕都是由宗教典籍的翻译拉开的。《圣经》传入各国,是根据希伯来文与希腊文,并通过拉丁文辗转传译的巨大工程,其间皓首穷经,不知译老了多少高僧鸿儒。影响最大的“钦定本”,奉英王詹姆斯一世之命译成。参与翻译的僧侣有54人,从1604年至1611年,穷七年之功始竣其事。

  不过,比起7世纪中叶在长安完工的译经盛会来,“钦定本”的七年显得太短了。我国佛教史上成就最高的翻译家——玄奘只身前往天竺,历经九九八十一难,取回佛经657部,长安万人空巷欢迎。奉唐太宗诏命,在弘福寺主持译经,房玄龄、许敬宗还奉命召集硕学沙门五十余人,参与助译,《瑜伽师地论》译成,也称得上“钦定本”了。

  根据唐代的译场制度,翻译的职司与流程,从译主、证义、证文、笔受等一直到钦命大臣,多达11个步骤,真是森严精密。有资格进入玄奘译场任“证文”的12人与“缀文”的9人,都“谙解大小乘经论”,并为“时辈所推”,可谓人才济济。这一壮举历经19年,玄奘笔不停挥,“三更暂眠,五更复起”,绝笔之后只一个月就圆寂了。

  如同圣经翻译对西方文明的影响——欧洲大多数民族语言的第一个范本就是它,八百年佛经翻译对中华文化也影响深远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来词语补充时期,使汉语由单音节词语向多音节词语的方向发展。汉语里的“世界、刹那、瞬间、如来、观音、西天”等就是佛教用语。经由佛经翻译形成的“四声”、“平仄”等,更创造出汉字的拼音方式。

 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,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。宗教典籍的译者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译者那样停步于译界,而往往身兼数职——翻译家、教育家、宗主、哲学家。他们对各民族的历史、政治、哲学、建筑、艺术、民族性格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,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

  翻译之于民族文化,季羡林先生曾形象地比喻:“中华文化这条长河,有水满的时候,也有水少的时候,但却从未枯竭。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。最大的有两次,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,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。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。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,万应灵药就是翻译。”

  【 译者——社会变革的先导 】

  在中世纪漫长的黑暗统治过程中,欧洲各国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,以“复兴古典文化”为口号,掀起了一场人性解放运动。这个时期,大量的古希腊和罗马典籍被翻译成多种民族语言,对人文思想萌芽造成了深远影响。可以说,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,译者成为这场运动的先导者和殉道者。

  被后人称为“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殉道者”的,就是一位译者——艾蒂安·多雷。他是法国著名的翻译家,因提出“翻译五原则”而享誉翻译史。然而也是翻译让多雷惹下大祸。他翻译的一则柏拉图的对话录《阿克赛欧库斯》,被教会指控为“曲解”柏拉图,译文含有否认灵魂不死的意思。年仅37岁的多雷被判犯下信奉异教罪,处以绞刑,还被焚尸。

  在社会变革时期,译者如同普罗米修斯,从奥林匹斯山上盗来火种,照亮、温暖、启迪着处在黑暗寒冷蒙昧中的人们。

  1895年甲午战争后,国家危机重重,中国传统文化、思想和政治受到空前怀疑。知识分子纷纷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。正是在译者的力促下,20世纪初的中国爆发了那场崇尚科学、民主的新文化运动。

  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,无疑是最好例证。《天演论》是严复根据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4年发表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编译的。他并没有直译原文,而是加入了大量评论,针对当时国民的亡国心理,以传播物竞天择为主要思想,激励国民奋起抗争、救国保种。译文语言上,严复刻意用桐城派优美的骈文来译,吸引了大量士大夫阶层的读者,使得《天演论》能够在社会上层广为传播,变法与革命精神借此得到世人认同。

  “开启民智”的并不都是严肃的思想论著,清末民初,翻译小说的流行也悄然地在每个人心中植入“反对封建礼教、发展民主科学、破除迷信愚昧”的“变异基因”。比如不懂外语的“译界之王”——林纾。

  林纾被誉为中国大规模译介外国小说的第一人。他不懂外语,只能由懂外语的朋友述说情节,他“耳受手追”,再加工润色发表出版。第一部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。“可怜一卷《茶花女》,断尽支那荡子肠”。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展现了与传统礼教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婚姻观,更让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开化民智的途径。

  林纾之后,译者和译作如雨后春笋。1896年至1911年间,中国翻译的小说达数千部,两倍于当时的创作小说。有人曾对“五四运动”时期最重要的期刊《新青年》所刊载的翻译文章进行统计,发现翻译占全刊内容总量的24%,其中文学翻译分量最重,占全部翻译内容的一半以上,在高峰期更达89%。

  正是翻译活动的盛行,为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和基础。正如人所誉,“翻译者如前锋,自著者如后劲,扬镳分道,其影响于社会者,殆无轩轾焉。”

  【 平民翻译时代到来 】

  有人说,地域和语言就如同一条条河流,隔断了河岸两侧的人文交流。距离这道隔阂,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很快就被打破;而语言上的隔阂,就需要更多具有真才实学的译者,在这边或那边,长久地关注着同一些词句,竭力要把意义与韵味传递到另一种语言。这些译者又被形象地比喻为文化的“摆渡人”。

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,互联网的普及,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落。仅靠职业翻译已不能满足人们信息交流的需要。于是在中国,平民翻译的时代来了。

  2007年,美剧《越狱》在中国网络上疯狂流行,字幕组如同雨后春笋般出世——志趣相投的外语影视剧爱好者们通过网络聚集在一起,几个人分工把一部电视剧或电影的对白分段译成字幕,让不懂外语的观众也能欣赏到带中文字幕的影视剧。那一年成为中国字幕组历史上的“里程碑之年”。

  字幕组的成员几乎都不是专业翻译,他们多是出于对外语剧的热爱自发聚集,不取分文报酬。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,依靠QQ、微信联络沟通,合作数月却从未谋面。

  撇开字幕组基因中的“灰色”成分,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像是世界文化的推介者。由于它们的存在,国内网民可以跨越语言障碍,与海外观众一起追看当地最新的影视作品,第一时间领略世界名校的公开课,使中国与世界更快接轨。

  虽然没有建成巴别塔,但人类一直有一个梦想,在未来的某一天,我们不用再费力学习外语,就可以与世界上的每个人交流沟通。这个梦想催生了机器翻译。

  1990年彼得·布朗发表《机器翻译的统计方法》,基于大数据分析,构建机器翻译系统,现代机器翻译纪元由此开始。

  2012年,微软研究院创始人里克·雷斯特在“二十一世纪的计算”大会上,展现了计算机的实时翻译能力,里克的英语演讲被实时转变为中文语音。甚至通过在演讲前1小时学习里克的演讲录音,计算机还模拟了他的发音特点。流畅的语言能力、个性化的声音,使位于翻译塔尖的同声传译一时也失去光彩。

  被比尔·盖茨称为“在预测人工智能上最厉害的人”——美国未来学家雷·库兹韦尔预言,2029年机器翻译的质量将达到人工翻译水平,同声传译的“翻译官”将从此失业。

  从前翻译工作主要是由少数文化精英和专业人士进行,而字幕组和计算机让翻译走入了平民时代。借助互联网,翻译的数量、多样性和传播的广度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巴别塔的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哪天实现了呢?

  大师故事

  杨绛与《堂吉诃德》

  杨绛翻译的《堂吉诃德》,是我国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,广受读者欢迎,已累计发行70万册,是该书中译本里发行量最多的译本。杨绛还因此被西班牙国王授予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”。

  可是,在翻译《堂吉诃德》之前,杨绛还不会西班牙语。1956年,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请杨绛重译《堂吉诃德》。杨绛找来五种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,觉得它们不足以代表原作。要想忠实原作,必须从原文翻译。她自学西班牙语3年,然后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《堂吉诃德》版本开始翻译。

  至1966年的“文革”初期,她已译完部分书稿。但就在这时,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从此失踪。杨绛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后,有一天,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,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,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,但未能如愿,只好求人妥善保管。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,一位仗义的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。1972年春,杨绛从干校回京,家中房屋被人占用,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,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《堂吉诃德》的。她趴在床前的书桌上工作,一本本大字典只好摊放在床上。至1976年秋冬,她终于译完全书。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。

  不过,有一种“议论”,说杨绛译本没有把卷首诗译出来,是不是那些诗太难了?为弄清原委,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曾去信向先生讨教。杨绛回信说,诗并不难译,之所以未译,是她研究了塞万提斯写这些诗的背景及初衷后,认为这纯是故意模仿当时一些名人雅士借写诗来吹捧自己的“炒作”手法,其用意是借此讽刺和揭露那些名人的虚伪与做作,而绝非塞万提斯有意自我吹捧。正是为了避免读者对塞万提斯产生误解,她才仿效西方不少译者的做法,也略去不译。(本版写作参考何其莘等主编《中西翻译简史》、柳鸣九等著《译书记》、傅雷等著《译者的尴尬》等书,特此致谢)

  趣味历史“小康”难倒翻译

  1978年12月,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世界宣布: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。第二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,对方专门问他:“中国所说的要在本世纪建设成四个现代化,到底是个什么样子?”

  邓小平看了一眼大平正芳,没有立即回答,而是缓缓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,又想了想,说:“我跟你说这么一个事,你们现在有一亿人口,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元,所以你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美元。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。我想,比如说,我们用20年的时间翻两番,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人均1000美元,是你们的十分之一,但我们的人口是你们的十倍,这样我们的总量就是跟你们现在一样了。”

  “是这样。”日本首相轻轻地点点头,又似乎并不太明白。

  邓小平看出了对方微妙的表情,接着解释说:“那么,到那时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?”他像在自言自语道,“就是可以吃饱穿暖,我把这个叫小康。”

  小康?什么叫小康?大平正芳不明白“小康”是个什么概念,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——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。

  王效贤紧张得差点出汗,是啊,小康是什么?她急中生智:“就是……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。”王翻译心头暗暗寻思:日本人平时也讲小康,这样翻译首相应该明白一点吧。

  “噢”。大平正芳似懂非懂地张了张嘴,然后起身笑眯眯地握住邓小平的手,说:“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。”

  刨根问底

  它曾叫“蝌蝌啃蜡”

  “可口可乐”一直被认为是广告界翻译得最好的品牌名。“可口可乐”四个字生动地暗示出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感受——可口亦可乐。是谁把Coca Cola翻译成可口可乐的呢?

  上世纪20年代,可口可乐已在上海生产,一开始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中文名字——“蝌蝌啃蜡”,被接受状况可想而知。于是,可口可乐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公司,公开登报悬赏350英镑征求译名。当时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彝,以“可口可乐”击败其他所有对手,拿走了奖金。

  现在看来,可口可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,350英镑的成本不仅换来今天在中国数十亿元的销售额,甚至让可乐成为品类的代名词和行业标准。据说,Pepsi在进入中国时也被迫翻译成“百事可乐”,而不是“百事”。

  给洋品牌取一个妙极了的中文名字,真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据说汽车中的Benz最早被翻译成了“笨死”,香港又叫“平治”,直到找到“奔驰”这个贴切的译名,才开始在中国大地奔驰如飞。

  本版供图/视觉中国 财新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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