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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跨国学霸的联姻,把中国翻译给世界
这是一对中西合璧的翻译家夫妻的故事。他们相爱一生,合作翻译了许多著作,被誉为中国文坛翻译界泰斗,翻译大家。

 

杨宪益与戴乃迭,一位是中国文化的根却热爱英国文学,一位是英国文学的底却精通中文。1937年两人相识于英国牛津大学,在战火纷飞的1940年毅然回到中国,两人合作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,最出名的有《离骚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。

 

不同的成长,共同的热爱
 

 

杨宪益出生于天津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家庭,家境富裕,小时候曾穿过袁世凯馈赠的黄马褂,父亲是当时天津最富有的资本家——天津中国银行行长。由于是这个大家族中的独子,他从小就生活在重重保护之下,他接受了良好的早期私塾教育,学习了大量的中国经典著作,直到12 岁时在他与私塾先生的不断争取之下,家人才允许他在去租界区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。在那里,他爱上了英文,如饥似渴地阅读英国文学作品:从约瑟夫·艾迪生到奥斯卡·王尔德。

 

当他还在念书时,就把约翰·弥尔顿的诗歌以中国诗体翻译为中文。同时,杨宪益钟情于希腊诗歌和戏剧,由于当时国内状况很难找到适合他的教育资源,于是在家人支持下,他决心出国学习古希腊语。当时教会学校教授英国文学的老师Mr.Longman以及其夫人都非常喜欢和欣赏自己这位得意门生,于是决定带他来英国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文学。

 

戴乃迭1918年出生于北京抽屉胡同的小四合院里,父母都是英国传教士。其父戴乐仁(J.B.Tayler)曾经在杨宪益学习过的天津教会学校教书,后来到北京任燕京大学经济系主任。戴乃迭随父母和哥哥姐姐一起搬进了燕南园。童年在北京度过的她,对于中国的记忆十分深刻:农历新年的庙会、元宵节的花灯、清明的风筝……都成为她日后回忆起中国的美好片段。

 

虽然在中国出生,但童年的戴乃迭并没有什么机会学习中文,哥哥姐姐们在家里也都说英文,她在5岁左右搬回伦敦,她对中国的记忆也就定格在这时。回到英国之后,她进入肯特郡的一所教会寄宿学校读书,直到考入牛津大学,才重新点燃了心中对童年记忆里美丽神州的热爱。她开始学习中文,并最终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文学士学位的英国人。

 

相识于牛津,定情于《离骚》
 

 

1936年,21岁的杨宪益进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、中古法国文学,随后追随诗人布兰敦(Edmund Blunden)从事英国文学的研究。他们的学习辅导课程经常是在酒吧一起喝酒完成的。同期在那里学习的学友还有向达、吕叔湘、钱锺书、杨绛、杨人楩等人。

 

1937年,18岁的戴乃迭获全额奖学金进入牛津大学深造法国文学。与杨宪益两人相识后不不久,抗日战争爆发,他们先后加入了牛津中国协会学生抗日团体,杨宪益任主席,戴乃迭任秘书,两人一起组织活动、撰写文章、发表演讲、募捐款项,从工作到学习以及生活。在她眼里,这位如中国山水画中的中国青年不仅饱读中外诗书,才华出众,而且潇洒风趣,非常有魅力。更要紧的是,他还精通自己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,这一切都让戴乃迭倾心不已。

 

由于共同的爱好与语言上的互补,两人当时合作把屈原的《离骚》翻译成英文对偶叙事诗,引起一时轰动,国外的汉学家们也大为惊叹,这部作品不仅是杨宪益第一次尝试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,也成为两人的定情之作。至今,这首诗还作为经典翻译作品存放在欧洲各大图书馆的书架上。

 

一起回中国,把中国翻译给世界
 

 

1940 年,刚刚拿到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杨宪益收到两封邀请信:一封来自哈佛大学,聘他任中文助教;另一封是西南联大的聘书,聘他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。杨问当时还是女友的戴:“我们不是一块到美国去,而是到中国内地。我是预备回去受苦的,你受不受得了?”戴坚决表示:无论有多么难,你到哪里,我就到哪里。很快,他要娶一个外国女子的消息传到国内——母亲病倒了,亲戚一片反对声。

 

同时,戴乃迭的母亲也坚决反对女儿的决定,她用非常严厉的话警告戴:如果坚持结婚,将来一定没有好下场,甚至预言如果生下来是儿子也会自杀的。然而,杨宪益还是同年仅21岁的戴乃迭一同踏上了返回中国的行程。1941年2月16日,他们在重庆举行了婚礼,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。那张两人身着唐装的结婚照,不知羡煞了多少人。

 

刚回国的生活非常辛苦,在重庆中央大学分校教书期间,杨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《儒林外史》《阿Q 正传》。那时,重庆国立编译馆的负责人是梁实秋。梁实秋听说杨的兴趣是中国古代史,便建议他翻译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由此,杨、戴二人开始了翻译生涯。仅三年时间,两人就译完了从战国到西汉的约36卷。

 

日本战败后,两人迁往南京。当时杨宪益害怕受到蒋介石政权的暴力侵害,便转入地下工作,传递从外国外交官那里搜集的信息。尽管1949年蒋介石政府溃逃台湾时给杨宪益和戴乃迭留了飞往台湾的机票,他们却根本没有想过要离开。1952年,他们进入北京的外文出版社工作,并参与一项将所有中国重要文学著作翻译成英文的计划。杨宪益夫妇的翻译信条是:忠于原著,但要以可读的语言来表达。他们经过多年努力贡献出60多本译作,直至今日,成千上万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依然得依赖他们的著作。

 

20世纪70年代末,西方书籍突然在80年代的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,大家又开始讨论弗洛伊德、普鲁斯特、艾略特,讨论意识流、虚无主义。而1977年杨、戴重返《中国文学》,作为振兴杂志和中国文学的重要步骤,杨先生提出并出版了“熊猫丛书”——一套英文版的全景式中国文学大全,取得了极大的成功。在这一丛书里,既有《诗经》《聊斋志异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镜花缘》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,也有“五四”直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,比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、古华的《芙蓉镇》;这些薄薄的小册子,价格便宜、容易翻阅,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畅销。如今在外国许多大型图书馆里,都能看见这套英文版的熊猫图书。

 

杨宪益是把《史记》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;他翻译的《鲁迅选集》是外国的高校教学研究通常采用的蓝本;与夫人合作翻译的三卷本《红楼梦》,与英国两位汉学家合译的五卷本(译名《石头记》)一并成为西方世界最认可的《红楼梦》译本。他还翻译了《资治通鉴》《长生殿》《牡丹亭》《宋元话本选》《唐宋诗歌文选》《魏晋南北朝小说选》《老残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等经典作品。

 

杨先生经常开玩笑说,戴喜欢的不是他杨宪益,而是中国传统文化。戴乃迭汉语讲得不很好,也常归罪于杨的英语讲得太好了,两人在一起总是讲英语。他们翻译的过程通常是杨翻译初稿,交给戴加工,毕竟英文是她的母语。杨翻译中国古典作品多一些,戴则独立译过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等现当代作品。

 

杨戴的翻译事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,他们的合作被誉为“珠联璧合、不可替代”。

 

生死相随,为中国翻译事业奉献毕生

 

戴乃迭一生都保持着她的英国国籍,但她陪着杨宪益,为中国翻译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,也陪着中国丈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所有“政治风云”。在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里,一对异国夫妻的生活,可想而知。杨宪益最疼爱的、也是唯一的儿子,就是因为“文革”中受到父亲的牵连,逐渐精神分裂。即便被送至英国姨妈家,结果儿子还是不堪岁月伤害,38岁时在姨妈家用汽油点火自焚。

 

1989年,戴乃迭病重。此后十年,杨宪益一直守在她身边细心照料。戴逐渐失忆了,动笔写的部分自传也停下。1999年11月18日,戴还是离开了人世。杨宪益赋诗缅怀:“早期比翼赴幽冥,不料中途失健翎。结发糟糠贫贱惯,陷身囹圄死生轻。青春做伴多成鬼,白首同归我负卿。天若有情天亦老,从来银汉隔双星。”

 

2009年11月24日,95岁的杨宪益在北京去世,他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集“士大夫”、“洋博士”和“革命者”于一身的知识分子。杨宪益此生最大的遗憾,就是没能在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学方面有更深的索。他少时立志,想做一名学者,没想成为了翻译家。但因为戴乃迭喜欢翻译,他也不做他想,夫妇俩双宿双飞地翻译了一辈子,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作出巨大学术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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